摘 要: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對基層治理提出了新課題新要求。以鄉村協同治理促進經濟循環暢通，需要深挖村莊治理的內生動力，高度重視村莊集體經濟和合作社等組織；構建鄉鎮內部的協同治理機制，處理好村與村、村與鄉鎮、鄉鎮與縣級的聯動關系；創造性打破鄉村跨域巨大阻隔，建立跨越縣、市、省的鄉鎮協同合作。

關鍵詞:農村基層 協同治理 經濟內循環 創新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要求，“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而作為國民經濟循環不可或缺的環節，鄉村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作用。這是因為鄉村社會人口眾多、消費潛力巨大、經濟發展空間可期。不過，如何做好鄉村協同治理，以促進我國經濟的循環暢通，目前還缺乏足夠重視和深度研討。

深挖村莊治理內生動力

如果說鄉村是國民經濟循環的重要和關鍵環節，村莊則是鄉村的核心部分。因為沒有村莊治理這一內生動力作支撐，整個鄉村乃至全國要實現良性循環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由于各種原因，目前村莊治理面臨過于依賴外援的困境，內生動力明顯不足。因此，如何獲得村莊協同發展的優勢，就變得愈加重要和急迫。

彌補村莊集體經濟短板，為鄉村乃至全國經濟大循環注入活力

眾所周知，自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得到空前發揮，經濟社會也得到快速發展，這是對集體所有制“吃大鍋飯”弊端的一次重要變革。不過，也應該承認，隨著個體經營的推進，一些新的問題也開始出現，并形成難以扭轉的困局，村莊集體經濟的薄弱即為其一。沒有強大集體經濟統攝的村莊治理，極易出現個人主義至上、自私自利盛行、缺乏長遠可持續發展動能的現象。相反，在充分尊重個體經營自主權的前提下，有雄厚集體經濟的村莊則進入優化發展的良性循環，形成令人可喜的善治狀態。

以浙江省許多村莊為例，有的集體經濟規模已過億元，此外還有不少規模在上千萬、數百萬者。正因為有了強大的集體經濟，村莊社會才能和諧安定、鄉風民俗良好、村民生活富足、生態環境優越。比如，浙江一些村強化激勵機制，通過開展優秀村民特別是賢惠兒媳評選活動，提升村民道德水平，并給予獲獎者精神和物質雙重獎勵，于是鄉村善治局面得以形成。相反，在不少無集體經濟支撐的省份甚至一些“空殼村”，連維持“兩委”運轉都困難，更不要說用雄厚資本獎勵村民了。因此，要想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貢獻力量，村莊集體經濟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引擎作用。

充分發揮村合作社等組織的功能作用，增強村莊凝聚力

個體經營最大的優勢是自由、自主、自動、自得，但最大不足是個人性、分散化、碎片化、疏遠感，不利于發揮集體合力、優化整合、互助共贏。特別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個體經營的劣勢日漸明顯。要真正發揮“一加一遠大于二”的效果，從事個體經營的村民如何通過有效形式組織起來，就變得特別必要。目前，全國已有不少村莊實行各式各樣的合作方式，不僅獲得非常好的經濟效益，更提升了積極參與、主動擔責、協同管理、互幫互助的政治意識與治理能力。不過，全國更多村莊則沒走出個體經營的狹小圈子，更未從合作經營受益，這就導致集體經濟無力，個體經營難上臺階，公民意識和生態環境等都沒有多少改觀。未來，如何讓個體經營的村民建立各種合作組織，整體提升經濟實力和社會政治意識，是避免經濟內循環發生“梗阻”的要義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強調村莊協同治理，將發展集體經濟和合作社等組織作為重點，并不否認個體經營的特點與優勢，否則就會回到“一大二公”的集體主義老路。另外，發展集體經濟與合作社等組織也要強調個性化特色，否則極易被“一窩蜂”的追風經營所害。只有在富有特色的村民個體經營基礎上，充分發揮合作社等組織和集體經濟的優勢作用，鄉村善治才能達成，從而有助于推動鄉村乃至全國經濟大循環的暢通無阻。

構建鄉鎮內部的協同治理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歷史性巨變，最突出的特點是實行村民自治和取消農業稅。前者強調農民通過選舉自己管理自己，后者將農民從千百年的稅收中解脫出來。此后，農民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自主、自力、自動、自由。不過，我們較少思考另一面，即農民在擺脫束縛后，也帶來逐漸“原子化”的局限。這突出表現在村民與村民、村莊與村莊、村莊與鄉鎮之間關系的松弛。這一狀況既不利于鄉村善治，對國民經濟循環也危害極大。如果說通過集體經濟與合作社等組織可對村民起到凝聚作用，那么加強村與村、村與鄉鎮的聯動，通過協同治理可打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阻隔。

關于村與村的聯動治理問題

我國實行村民自治以來，村與村的關系有越來越疏離的趨向，這不僅包括地界、產權的分明，也包括集體活動和交流合作日趨減少。這就導致自主性和主體性得以加強的同時，也形成新的問題與困境。比如，因各種利益之爭導致村莊矛盾沖突加大；原來的“富有村”對嫁進或合入的村民產生歧視；人民公社時代緊密相連的鄰居村，也變得“雞犬之聲相聞”，而往來變少。這一狀況極不利于鄉村善治，更會成為經濟循環的巨大障礙。基于此，應在繼續堅持村民自治、各村管好自己的情況下，突破現有的畫地為牢，加強彼此的協同合作，實現雙贏、共贏。在此，有地方的做法可資借鑒。例如，為改變落后貧困村局面，一些鄉鎮成立“強村智囊團”，讓強村幫扶弱村，包括讓強村為弱村把脈，提出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指導意見，提供資金、技術和智力支撐，從而達到共同發展和富裕的目的。當然，這樣的探索創新還局限于個別鄉鎮，如在全國形成局面，那將會發生革命性變化，在提升鄉村善治時，也會從根本上推進全國經濟的良性循環發展。

關于村莊與鄉鎮的協同治理問題

村民自治將鄉鎮與村的行政關系淡化，使村獲得了自主權；取消農業稅再次將村與鄉鎮脫鉤，農民再也不用為納稅和各式各樣的變相交稅苦惱，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解放。但這種脫鉤和解放也付出不少代價，即鄉鎮疏于對村莊的管理和治理，簡單甚至機械理解政府職責和功能，導致鄉村出現不少問題，有失職之誤。其中，最突出的是，村民自治選舉中違規違法現象層出不窮，村霸控選和富人治村相當普遍，不少村莊集體經濟被掏空，村干部腐敗現象嚴重，村民缺乏凝聚力和公益心，導致鄉村社會失序和道德水平下降。

盡管后來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進行調整，像村賬鄉管、向村里下派第一書記、讓大學生擔任村干部等；但村莊與鄉鎮的脫節以及鄉村社會的“梗阻”卻未得到根本解決。今后，應重建村莊與鄉鎮關系，即在保持村民自治前提下，加強鄉鎮與村莊的協同互動，充分發揮鄉鎮政府的領導、指導、管理、監督功能，形成二者關系的良性互動發展。

在此，應注意以下方面：一是鄉鎮黨委政府對村組織特別是村黨組織要加強領導和監管，克服以往的聽之任之、過于依賴村民自治的做法；二是鄉鎮黨委政府加大對村務公開、財務公開、管理公開、決策公開的監管力度，力求在尊重村民自治的前提下，發揮政府功能；三是為村莊提供信息，特別是站在全國范圍為村莊經濟發展提供信息化服務，解決各種信息不對稱和錯誤等問題，避免重復經營、農民工盲目外出；四是加大對村干群的培訓力度，讓優秀村干部和村民登臺，讓鄉鎮干部授課，將外面的專家學者請進來，創辦鄉鎮培訓學校或運用遠程在線培訓，全面提升廣大鄉鎮村干群的能力水平。只有當鄉村干群的現代化治理能力水平得到根本提高，農村經濟、社會善治才能獲得跨越式發展，使國家經濟循環越來越好。

當然，除了村莊與鄉鎮的良性互動，還要處理好縣與鄉鎮村的關系，因為縣級對于鄉村善治具有大腦作用。這包括資源配送，也包括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提供更大平臺，還包括成為鄉村的智力支撐。只有當縣、鄉、村真正形成一體化協同共治，鄉村善治才有希望，國民經濟循環才能更暢通。

創造性打破鄉村跨域巨大阻隔

就全國范圍看，鄉鎮干部往往具有很大的地域阻隔。換言之，鄉鎮干部即使干得再好，也往往面臨調動和晉升的“天花板”現象，即至多在鄉鎮間調來換去，到縣里工作的機會很有限，更不要說與別的縣、市、省的鄉鎮干部對調。這就導致鄉鎮干部受到強烈固定化，具有鄉鎮的“地域性”和“地方性”特點。從優點說，這種“固定化”有助于鄉鎮干部“穩定”，也讓其了解一方水土和一方人，容易緊接地氣；但從缺點看，它限制了鄉鎮干部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更易使其思維受到局限甚至“生銹”，不利于鄉村善治和經濟循環發展。因此，打破全國鄉鎮的區域阻隔勢在必行。

推進國家層面的區域暢通

這可作為一項值得在全國鄉鎮推廣的重大舉措。近些年，黨和國家不斷實行意在打通全國各種關節的改革措施，像東部地區對口支援西部、干部下鄉進村整頓軟弱渙散黨組織、實行不同形式的對口扶貧行動等，都是如此。特別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讓各省與湖北省武漢以外地市進行對接，產生了良好效果。這種跨區域式對接和協同具有極大的優勢和便利，有力于資源配置、優勢互補、并肩克難、加深友誼，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突出優勢。基于此，全國的鄉鎮完全可打破現有成規，實行跨市、省的對接、聯動和協同共治。

一些省市的創新典型可為全國鄉鎮打破區域阻隔提供制度性借鑒。雖然在全國范圍內，鄉鎮還很難跨越既有的“省”“市”樊籬，實現協同性發展；但是，也不乏一些探索成功的典型示范，值得我們學習效法。最典型的是上海廊下鎮與浙江廣陳鎮建立南北兩個山塘村的一體化“聯合黨支部”：由于兩鎮各有一個山塘村，兩鎮通過資源共享、產業共贏、人才共用、群眾共融、社會共治、文化共建，形成“黨建+”的鄉鎮治理模式。其實，全國鄉鎮可借鑒山塘聯建協同的治理經驗，以多種多樣形式進行探索發展，以改變鄉鎮地域封閉阻隔的局面。另如浙江嘉興平湖創建的“飛地抱團”活動，它先在平湖內實施，后在省內探索，然后是跨省實驗。早在2003年，平湖就與青田縣實行山湖共建，平湖工業經濟發達，青田是山地經濟，于是二縣建立結對幫扶的互幫互助。到2017年，兩縣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在土地指標、供錢投資、供人管理與保障落地、招商引資和產出收益等方面進行深度融合，特別是雙方互派干部和技術人員，在共同參與和協同共建上邁出堅實步伐。2018年，首個省內跨縣域的“飛地”產業園項目正式啟動，平湖又很快與四川九寨溝簽訂協議，實現了跨省的“飛地”實踐。應該說，從跨村、跨鄉鎮到跨縣、跨省域所進行鄉村“飛地”探索，是鄉村善治和暢通經濟循環的大膽創舉，今后發展空間巨大，只是在觀念和方式方法上可更加多元化，以顯示其獨特的優勢作用。

將高科技和現代化理念與鄉村善治相結合，更好推進國民經濟循環暢通

目前，科技下鄉雖已在不少地方生根、開花、結果，現代理念也開始逐漸影響鄉村，但離真正的科技興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有很大距離。今后，應將鄉村生態環境建設、科技興農、生態農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信息化建設放在顯要位置，通過快速培育現代新型農民改變農村落后面貌，以適應國內經濟大循環的發展格局。以鄉村“科技小院”為例，全國現有不少地方對此特別重視，有的直接將科技人員請進來，有的由大學教授帶領科研團隊與鄉鎮村一起通過項目制，大力發展鄉村經濟，成效顯著。這一方式可行性強、收效快、協同共贏，影響深遠，值得在全國進一步推廣普及。還有，通過互聯網平臺，鄉村干群既學到了先進技術，又銷售了產品，還提高了田間管理能力，也提升了公民意識。另如甘肅酒泉市肅州區各鄉鎮通過高科技滴灌技術，以循環農業在戈壁建大棚、種蔬菜，萬畝戈壁變良田，7萬畝荒灘成綠洲，這為在嚴酷環境中建生態農業開辟了新路。

鄉村協同治理是個綜合性的立體概念，也是一個現代化理念。在國內經濟大循環背景下，鄉村協同治理發展空間和潛能巨大，這是需要認真思考和對待的。實現鄉村協同治理，需要從調動村莊內在動能開始，以大膽探索和積極進取精神，向村與村、村與鎮、鎮與鎮拓展，實現區域聯動發展，有效促進我國經濟循環暢通。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理論與實踐”項目首席研究員】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20-08/24/c_1126407772.htm， 2020年8月24日。

[2]陳潔、齊顧波、羅丹等：《中國村級債務調查》，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

[3]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發展與國家治理”創新組編：《浙江省平湖市調研資料匯編》，2019年9月，內部資料。

責編：周素麗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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