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同的社會形態具有差異化的社會管理特征，影響并改變社會的治理體系和模式。在信息社會背景下，數字技術已深度滲透至社會、經濟和國家治理各個領域，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數字治理”模式已然成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要整體性認知信息技術，系統性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將數字技術有效嵌入國家治理，發揮現代信息技術合力，走出“數字治理”的中國道路。

關鍵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現代信息技術 數字治理 社會形態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傳染病疫情與人類如影隨形，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都在不斷面對和抗爭的嚴重風險。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一直到信息社會，人類在不同的社會歷史形態的約束條件下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模式。而很多時候，大規模暴發的疫情已經遠遠超出醫療衛生領域應對能力范疇，擴展為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整體考驗。

與以往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疫情相比，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在信息社會已經初見雛形的背景下。公眾可以通過網絡特別是移動網絡了解疫情發展的情況、交流疫情信息、提出利益訴求、與政府進行互動；政府也可以借助信息技術分析與預測疫情動態、發布疫情信息、指揮抗疫工作、協調部門行動。實踐證明，現代信息技術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現了與以往疫情應對方式頗為不同的優勢作用，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應對疫情的標志性事件。

現代信息技術是所有處理信息的技術的統稱，由眾多具有創新性、時代性和生產力的信息技術組成（如計算機、互聯網、移動通訊、大數據、AI、區塊鏈、5G、物聯網、VR/AR、云計算等）。現代信息革命在本質上是社會革命，人類發展史上的社會革命還包括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這三次社會革命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引發社會形態變更，二是大大解放社會生產力，三是引發全人類的學習、生活、生產、管理等各個領域的變化。當前，各類現代信息技術協同互動、共同作用，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講，信息社會的變遷，不僅是一場技術的更新換代，更是一場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變革。

信息革命與社會新形態

縱觀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現代信息技術革命均對社會結構產生巨大沖擊，并形成對應的三種社會形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1]。

農業革命是因農耕技術的出現而誕生的一場社會革命，催生出以土地為中心的農業社會。在農業社會分散化、作坊式、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特征下，形成了以個體為中心的聚落治理、以作坊為中心的小農治理、以土地為中心的皇權治理模式。

工業社會是十八世紀中后期以蒸汽機、發電機、汽車火車輪船為代表的產業技術以及一些現代科技的發展所引發的社會革命的產物。工業革命推動工業社會形成以集中化、規模化為中心的產業治理模式，以固定化、中心化為核心的城市治理模式，以及以多中心、空間三維化為特征的社會治理模式。

現代信息革命不僅意味著技術的變革，更是一次由技術的發展和變革引發的社會革命。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出現和發展并不斷走向成熟，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現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形成了以精細化、特色化為特征的產業結構，城市空間布局趨于去中心化、碎片化，社會治理也呈現出空間四維化的特征。[2]2003年日內瓦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原則宣言》中提出“以人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全面發展的信息社會。在此信息社會中，人人可以創造、獲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識，使個人、社會和各國人民均能充分發揮各自的潛力，促進實現可持續發展并提高生活質量”。[3]鮮明的社會特征表征著新的社會形態。“如果我們相信信息社會不是工業社會的高級階段，而是一個與工業社會有著本質區別的新型社會形態，那就必須在特征判斷方面給出明確的答案”[4]。

現代信息技術發展形成的信息社會空間四維化（三維實體空間+虛擬網絡空間）、去中心化、扁平化、碎片化、資源整合化、智慧化和數字化等一系列的社會管理特征，使信息社會明顯區別于工業社會，打破了工業社會的集中化、規模化、中心化、固定化、空間三維化等社會管理特征。[5]而一個社會的社會特征，尤其是管理特征會直接決定其治理體系。

信息社會中疫情應對的轉向

不同社會形態有不同的社會特征，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也呈現出各自的特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作為政府公共事務中的重要部分，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尤以大規模傳染病疫情的應對為顯著。

蒙昧與替罪：農業社會的疫情應對

農業社會的生產力落后，醫療知識與手段不足，缺少公共衛生意識與社會化防范措施，應對大規模傳染性疫情主要依賴自然法則，或是通過一些文化儀式、攻擊假想敵等象征方式來消解疫情所帶來的恐懼。例如，1347年到1353年，黑死病席卷整個歐洲，歐洲1/3的人口約2500萬失去生命。一時間，社會動蕩、經濟凋敝、人員流離失所。面對疾病，大部分人選擇遵循所謂的自然法則，即淘汰掉容易感染的人，另一部分人幸免于難而獲得了免疫力。甚至，在當時的蒙昧社會，很多人相信這是末日審判即將來臨的前兆，企圖通過參加自虐式的懺悔方式——鞭刑運動來贖罪。另一種方式是迫害猶太人。猶太人在歐洲一度是被污名化的對象，黑死病的暴發也被認為是猶太人四處投毒散播疫情的結果，導致很多猶太人在黑死病期間被迫害致死。

科技與組織：工業社會的疫情應對

工業社會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生產效率全面提高，大機器生產、大規模集體生產的工廠、工業產業群突飛猛進。這些因素使得工業社會有足夠的物力、財力、技術、組織管理手段與大規模疫情抗爭，并最終取得勝利。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工業社會城市化高度發展、人口流動高速密集等特點也為傳染疾病的大規模流行創造了條件，疫情發生的頻率也似乎更高了。以近年來發生的重大疫情為例：

2003年的SARS疫情，主要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疫情傳播范圍廣，SARS病毒在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傳播，其中在我國的20多個省份、自治區和直轄市傳播并出現病例。二是病毒傳染性強，在疫情擴散期間，在世界多地都報告有多起超級傳播和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事件，這也是引起社會恐慌的主要原因。三是SARS病毒的生化性質對溫度高度敏感，這也是疫情后期進入夏季氣溫升高后SARS病毒沒有進一步散播的重要原因。[6]實質上，SARS在幾個月內得以消解的關鍵，在于現代組織力量的充分發揮。具體來說，2003年2月世衛組織成立全球網絡實驗室，3月向全球發布疫情預警警報；中國政府4月取消五一勞動節假期；疫情重災區的北京市于4月23日對疫情嚴重區域采取隔離控制措施，5月1日小湯山定點醫院開始接收救治SARS感染患者；通過有效的隔離防控措施，再加上夏季來臨溫度升高，6月SARS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2009年美國H1N1流感疫情的控制則主要依賴于H1N1流感疫苗的成功研制。在疫情防治初期，由于病毒的致死率不高，美國政府沒有采取諸如學校停課、出入境限制等高強度措施。而疫情大規模暴發后，美國只能寄希望于疫苗的快速推出。依托于美國在醫藥領域強大的科研能力，從疫苗研發到接種整個過程是高效迅速的。2009年9月15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宣布批準四種H1N1流感疫苗；9月21日針對兒童的H1N1流感疫苗通過安全鑒定；2010年1月美國開始在全國大范圍的推廣流感疫苗接種；2月世衛組織（WHO）向北半球推薦H1N1流感疫苗。隨著疫苗的廣泛普及，H1N1流感病毒傳播得到了有效控制。[7]

從近幾十年發生的大規模疫情發展過程來看，人類都是最后的勝利者，很難再次出現類似黑死病的疾病浩劫。歷次抗疫的經驗表明：一是工業社會的組織管理能力，為政府采取嚴格的管控措施提供了重要保障；二是高度發達的醫療水平，為病患進行集中隔離治療準備了必要條件；三是充沛的生產能力與物質財富，能夠提供較為充足的醫療物資和后勤保障；四是醫療科技的進步，使得疫苗接種與醫療救治的效果顯著提升。

信息與智能：信息社會下的疫情應對

新冠肺炎疫情是發生在信息社會背景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疫情應對工作也明顯表現出信息化的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在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強調，要“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發揮支撐作用”。3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醫學院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又再次提到，“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開展流行病學和溯源調查，搞清楚病源從哪里來、向哪里去，提高精準度和篩查效率”。

信息手段成為這次疫情管控的得力助手。其中，具有天然遠程服務屬性的云計算在疫情下迎來應用場景的爆發，在助力數字治理方面的作用尤為突出：

其一，在診斷與治療方面，通過云計算協助醫療機構快速檢測新型冠狀病毒，進行精準的全基因組序列比對，大大縮短診斷時間并提高診斷準確率。通過AI輔助醫學影像量化分析系統大幅度降低醫護人員工作量，單病例全自動精準量化結果實現秒級輸出。通過建設云端數據處理系統，實現隔離區患者、病區醫生和遠程專家的實時交互和多端會診。

其二，在公共場所防疫方面，通過在人流密集區，如高鐵站、機場等交通樞紐處設立紅外人體溫度快速篩檢儀，可以實現對大規模移動人群體溫的快速精準測定，為及時排查出體溫異常的旅客提供了可能。

其三，在社區排查方面，大數據助陣讓社區疫情防控“耳聰目明”。面對社區中大量需要排查、回訪的返程人員，信息技術正逐步替代人海戰術，實時掌握居民申報的健康情況動態，減輕了社區工作人員的防控壓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其四，在無接觸服務方面，智能機器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一些醫院和集中隔離酒店使用機器人替代人工服務，由機器人將食品或藥物送到指定地點，并自動發出通知提醒隔離人員取用，不僅提高了服務效率，也大大降低了人員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其五，在人員流動方面，健康碼及其背后的大數據、云計算發揮了重要作用。健康碼由市民或返崗返工人員自行在網上填報，其真實性由后臺大數據查驗審核后，生成個人健康狀況的二維碼。作為個人通行的電子憑證，健康碼有力保障了人員流動下的社會秩序。

其六，在企業復工復產方面，針對諸多企業受疫情影響無法正常辦工的情況，政府在鼓勵企業運用云計算技術和平臺，借助互聯網工具實現異地、異時在線辦公的同時，推出“云+”協同工作平臺、“云+戰疫版”，為復工企業日常情況通報、物資運輸預約、復工人員管理、遠程復工辦公等需求提供技術和政策支持，助力企業安全快速復工，減少企業損失。

其七，在政府治理方面，疫情防控期間繁重的應急管理工作對政府組織的信息共享、多頭協調、應急處置等都帶來了挑戰，以云計算為支撐的電子政務構架，集辦公協作、即時消息、文件傳輸、視頻會議、云監控等功能于一體，能夠提供統一的門戶及協同服務[8]，為遠程協作、整合辦公業務板塊、實現信息共通共享作出了重要貢獻。

數字治理：信息社會的國家治理新模式

現代信息技術是極具創新力、發展潛力與時代特性的多個技術的組合。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AI、區塊鏈、5G等技術紛紛進入大眾視野，但無論哪種現代信息技術，只是眾多技術中的一種，現代信息技術應是各種技術合力的表現。從數字化的計算機時代到互聯化的互聯網時代，再到集大成的智慧化物聯網時代，現代信息技術一方面在不斷更迭中回應時代對生產生活工具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相互補充中，彼此成就、協同成長，發揮系統整體優化的效能。從現代信息技術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應用可以看出，技術運用不是孤立的單一事件，其系統性與整體性已經呼之欲出，集中呈現為基于信息技術的數字治理。

一個社會的背景特征深刻地影響這個社會的治理體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其誕生場景、時代基礎和技術背景。治理現代化的實現須以信息社會新形態為前提、以現代信息技術為輔助手段。伴隨著現代信息技術深度滲透至社會經濟領域，我國政府治理數字化轉型全面展開，一方面是及時適應社會發展對治理模式創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新一輪信息技術對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驅動。

表1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云計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5G等信息技術在國家治理規劃中的主要部署。可以看出，在信息化加速發展的大背景下，把信息技術與制度進行融合，建設兼具系統性、連貫性與實效性的治理體系，已然成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通過梳理政策文件可以看出，在我國國家治理宏觀設計中，以現代信息技術驅動治理的政策規劃部署是系統性的。從1999年我國全面實施政府上網工程開始，信息技術在國家治理場域中的作用經歷了進場、適應、發揮作用、系統性的規劃部署的變化。“現代信息技術+治理”可以充分釋放作為工具手段的“技術”和治理工具的“制度”的“1+1>2”的協同效應。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平臺化、生態化等已經成為時代標志，信息技術應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正在成為現實，國家治理的對象、內容已經在數字化的進程中發生變化，治理的模式和手段也必須隨之而變。“數字治理”作為信息社會正在形成的治理模式，越來越具有需求的迫切性和實施的可能性。它不僅僅是現代信息技術在公共事務領域的簡單應用，而是一種與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的組織與利用方式相關聯的社會—政治組織及其活動的形式，它包括對經濟和社會資源的綜合治理，以及公共管理過程的一系列活動[9][10]。將數字技術與制度治理深度融合的“數字治理”模式必會為傳統治理模式帶來變革和沖擊，成為對時代要求的一記強有力的回應[11]。

結語

不同的社會形態具有不同的社會管理特征，影響并改變社會的治理體系和模式。伴隨著現代信息革命，現代信息技術已深度滲透至社會、經濟和國家治理各個領域。作為發生在信息社會背景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也表現出明顯的信息化特點，加速將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數字治理”模式呈現在公眾面前。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要整體性認知信息技術、系統性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將數字技術有效嵌入國家治理，發揮現代信息技術合力，走出“數字治理”的中國道路。

注釋

[1]戴長征、鮑靜：《數字政府治理——基于社會形態演變進程的考察》，《中國行政管理》，2017年第9期，第21-27頁。

[2]王謙：《物聯網管理模式——基于以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輪信息革命浪潮的管理思辨》，《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第119-126頁。

[3]《原則宣言》建設信息社會：新千年的全球性挑戰，https://baike.so.com/doc/9203459-9536731.html#9203459-9536731-1，2020年4月19日更新。

[4]《走進信息社會：中國信息社會發展報告2010》課題組張新紅：《中國信息社會發展報告》，《電子政務》，2010年第8期， 第31-74頁。

[5]王謙、何曉婷：《場域拓展、資源整合與平臺實踐：信息社會政府治理創新的認知維度》，《中國行政管理》，2019年第12期，第41-46頁。

[6]陶川、李雨嘉：《復盤全球百年疫情史：歷次疫情是如何消退的？》，https://new.qq.com/omn/20200219/20200219A092VZ00.html，2020年4月23日更新。

[7]陳艷萍、苗魁、趙秀紅、顧獎、姜華：《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種的安全性和注意事項》，《旅行醫學科學》，2009年第4期，第39-40頁。

[8]《疫情下云計算應用場景迎來爆發》，http://tech.cnr.cn/techgd/20200225/t20200225_524990512.shtml，2020年4月23日更新。

[9]徐曉林、劉勇：《數字治理對城市政府善治的影響研究》，《公共管理學報》，2006年第1期，第13-20頁。

[10]徐曉林、周立新：《數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體系構建》，《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第140-141頁。

[11]鮑靜、賈開：《數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原則、框架與要素》，《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3期，第23-32頁。

【本文作者為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責編：羅 婷 / 王茂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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